案情简介：本案发生于深圳地区，A公司在2014年时为了推销一款新型手机，与自然人B口头达成承销协议，由B在其所在区域（新疆）代A公司销售手机，B需要先行支付60部手机的价款约30万元，但A公司同时约定了一个附属协议《配车协议》，大体内容是B在承销手机的过程中，B有权融资租赁2辆汽车，租赁期为2年，前半年的租赁款由A公司代为缴纳，如果半年之内B能够完成销售业绩，则由A继续支付租金，待交付2年之后，车辆所有权归B；如果完成不了，B需要讲车辆交换给A公司。以上这些约定由于交易中间人的关系，未能达成书面协议。B实际上支付30万元，拿到了60部手机，同时也拿到了2量粤B牌照的翼虎汽车。而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，B本身缺少履约能力，无法完成销售任务，1年后将手机退回，但2辆翼虎汽车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。

此外，本案中汽车的所有权也较为特殊，车辆登记在C公司名下，由D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融资租赁，而购置车辆的钱款实际上是A出资的，实际所有人为A公司，之所以这样操作，是因为A公司能够购置车辆的名额有限，借助C公司的名义购置车辆，A、c、D三家公司之间是有合作协议的。

B居住于新疆地区，自以为有恃无恐，车辆的名义所有人C公司鉴于这种“老赖”行为，自行组织人员前往新疆地区，在B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将2辆翼虎车开回。B进行了刑事报案，但公安机关以其并非车辆所有人为由，不予立案。B随后向A公司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，A公司人员以短信的形式承认车辆被C公司开走。B在这种情况下聘请律师在深圳地区起诉A公司，案由为不当得利，要求A公司返还其支付的30万元。笔者作为A公司的代理律师参加了全案的诉讼。

B的诉讼策略选择：读者如果还有耐心看到这里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个案件标的虽然不大，但法律关系选择上是十分复杂的，法院就此案组织了两次开庭。B在起诉状中并非如前文所言陈述事实，而是声称30万元是购买车辆的款项，车辆被人开走消失，要求A公司返还构成款30万元，B认为这3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。

关于案由“不当得利”的思考：这个案件最为混乱的是如何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，法律关系的选择和适用是整个案件得以顺利定案的基础。B虽然以不当得利的案由进行起诉，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却承认其支付30万元是为了“购买车辆”，这明显是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，与其自称的“不当得利”关系存在矛盾。而另一方面，笔者的委托人A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曾经存在承销协议、配车协议。案件在证据层面上陷入了僵持阶段。

笔者在庭审中坚持将“故事讲好”：这个案件最大的困难在于A公司无法提交任何与本次交易具有直接关联的证据。须知这是诉讼中的“大忌”，“证据为王”这谁都知道，问题是没有证据怎么办？如果是其他案件倒也好说，笔者代理的是被告，大部分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，但本案偏偏是“不当得利”纠纷，被告需要证明自己的获利存在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，原告正是出于此种考虑选择了“不当得利”的案由。但原告这种选择也并非没有问题，首先这2辆车已经被使用了2年多，而且这2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证据证明B要求名义所有人C公司办理过户，如果真的是买卖关系，这是极其违背正常的交易规则的非正常现象。这种买卖关系是存疑的，没有证据，律师就要学会“讲故事”，对方想借用证据上、法律关系上的优势挟制法庭，我们就偏偏不用“巧”，而用“守拙”。兵法讲究“正据奇胜”，本案必须用“正”，而不能用“奇”，因为没有证据，没有“奇”的基础。把事件最真实的一面向法庭阐释，让法官对原告产生怀疑，而这种怀疑又具有合理性，法官在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情况下，只能投鼠忌器，最保险的方法就是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审理结果：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，笔者代理的A公司完胜。对方也没有提出上诉。

“不当得利”没有那么简单：经过这个案件，笔者对不当得利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在被告，这完全是一种谬误，原告有义务证明其将钱款支付给被告的现实需求或实际动因，至少要证明支付钱款的目的，否则法庭就会怀疑原告的诉讼动机。这也很容易理解，支付错误几十块尚可以理解，无缘无故向对方支付30余万，不可能没有原因。所以“不当得利”的案由绝对是把双刃剑，在将大部分举证责任推向对方的同时，实际上也给合议庭带来了合理怀疑的机会，因此对“不当得利”的案由选择必须慎之又慎！！！